河畔聚会
河畔聚会 (第3/3页)
聚会得不偿失。当年世界各地兵荒马乱，由一些大型博物馆来收藏流散的文物也算是一件好事；这事又与战争的目的、国家的强弱连在一起，例如拿破仑打到意大利后把很多文物搬到了巴黎，引起意大利人最深刻的痛苦，这又成了一件坏事。时至今日，这些好事和坏事都失去了依据。很多地方有能力保存自己的文物了，那又何必以高度集中的方式来表达某种早已过时的权力象征？
记得去西班牙、葡萄牙一些不大的古城，为了参观据说是全城最珍贵的文物，我们转弯抹角地辛苦寻找，最后见到了，才发现是三流作品。为什么不让这些城市重新拥有几件现在被征集到国家博物馆里的一些真正杰作呢？当那些杰作离开了这些城市，城市失去了灵魂，杰作也失去了空间，两败俱伤。这事在我们中国也值得注意，与其集中收藏不如分散收藏，让中华大地处处都有东西可看，而不是只在某个大型博物馆里看得头昏目眩、腰痰背疼。
文物是如此，别的也是如此。超大规模的高浓度聚集，一般总是弊多利少，不宜轻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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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已经如此让人无奈，其实它只是塞纳河畔的一个建筑而已，跨出门来，面对的是更大规模的聚会。任何人的精力都非常有限，该如何消受？
即便聚会到这种程度，也还有缺失，而且是重要缺失。
那就是，热闹的巴黎，不容易找到十八世纪。
凡尔赛宫竣工于一六八九年，路易十四把王宫迁到凡尔赛宫后，卢浮宫的建造工程也随即停止，也就是说，这两个宫苑都属于十七世纪。后来拿破仑下令扩建卢浮宫，则是十九世纪的事了。
凯旋门和艾菲尔铁塔都建于十九世纪。协和广场倒是与十八世纪有关，但它的定型在十九世纪，尤其是作为广场主要标志的埃及方尖碑，是一八三一年从卢克索搬来的。
巴黎圣母院早在十四世纪就造成了，后来有过两次大整修，一次是十七世纪，一次是十九世纪，都避过了十八世纪。
于是，我们走在失去了十八世纪的巴黎。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法国的最高荣誉理应属于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像是滔滔激流，十七世纪是它的左岸，十九世纪是它的右岸。左岸上，路易十四穷奢极侈，大兴土木，都留下来了；右岸上，经十八世纪的冲击而巍然成型的土地上站立起一个拿破仑，也留下了种种遗迹。结果，难于寻找的恰恰是激流本身。轰鸣声早已远去，河床上一片空寂。
这个找不到的激流，就是启蒙运动。
路易十四一死，原先积聚在专制王权下沉默的理性力量开始释放。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相继发言，法国的注意力渐渐向他们集中，欧洲的注意力渐渐向法国集中。终于，等来了一七八九年八月的那个《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与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德国哲学家相比，法国哲学家缺少体系化的严谨，甚至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但他们更直接地面对社会现实，更切身地投入历史过程，更有效地呼唤广大民众，于是随之而来也就承担更大的名声，遭受更多的麻烦，经历更险的风浪。他们以人类的进步为信仰，以科学理性为武器，切切实实地开拓社会正义和自由宽容的空间，反对特权、蒙昧、迷信，真可谓振聋发聩，深入人心。
他们不是由理性而走向抽象思辨，而是走向全社会的思维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制订。就学术文化而言，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他们首先选择了道义责任。正因为如此，法国的学术文化有一种令人陶醉的体温。
体温无形无质，却复苏了一个时代；体温无法在塞纳河边留下建筑、大道、碑石，却改变了在那里流连的所有法国人的笑容、眼光和步态。
这也可以说，恰恰是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凝聚，也无法凝聚。
我们这次旅行，就是为了寻找景物背后这种没有凝聚成实体的精神。这也是我以前在国内旅行时的目标，整整十五年，边走边伸手探摸，常常大喜过望，因为我触摸到了远处传来的体温，正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在灰烬堆中摸到了历史远处的余温。
这里所说的“远处”，很可能是指时间，也可能是指空间。从空间“远处”传到中国来的体温，几乎有一半来自法国，来自巴黎。
既然巴黎的体温已经迢迢万里通达中国，它又怎么在乎在塞纳河畔冰冷的石头建筑群中缺少造型？但我们中国旅人心里明白，最重要的恰恰是缺席者。
正也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