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知
人知 (第3/3页)
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即便他们二人没有“谋反”之意，曹操也不得不清除汉室忠臣最后的权力阵地。
当我们结合和洽的上书，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再来看这个《求贤令》，其实更像是针对毛玠、崔琰二人的“婉言”批评。
也就是说，曹操不是纯粹的求贤若渴，也不是纯粹的改革弊政，而是把求贤令作为打压异己的手段。而且在《求贤令》之后，曹操还先后发布了两道求贤命令，分别是《取士无废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两道命令颁布的时间，分别对应曹操代汉的两个重要步骤：
214年，曹操以魏公的身份被天子特诏位在诸侯王上，同年颁布《取士无废短令》； 217年，曹操以魏王的身份获赐天子仪仗，同年颁布《举贤勿拘品行令》。两道命令从名字上就能看出，与“唯才是举”的《求贤令》一脉相承，这更加证明曹操倡导的“唯才是举”，实际上是为他自己的代汉称帝收买人心。
现在，当我们回过头看《三国志》中曹操对崔琰毛玠的“赞许之词”，其实都是有所保留的。当然，“唯才是举”的主张本身不一定全无合理性，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东汉的取士传统尽管注重德行，也并不排斥其他种类的人才，实际上，大多数时候官方是主张兼收并蓄的，
么，到底是什么导致租庸调制在短短的数年间失去了施政之基，并造成整个国家无可挽回的衰落呢？笔者认为，若要探寻租庸调制度的衰落，那么必须要从均田制这一始终与之捆绑在一起的田亩制度说起。
一、中唐之前的租庸调制：以均田制为基础推广的“舍地税人”之制
众所周知，唐代中前期一直以租庸调制控制税收，这一制度，虽然在如今看来略显粗旷，但事实上，作为唐代最为重要的经济制度，租庸调制得以推行的背后是一系列经济基础的配合。而在这之中，均田制则是影响其施行效果的关键。
均田制，是自北周以来就在北方广泛施行的田亩制度，随着隋朝的大一统，均田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确立。以唐朝为例，《新唐书》中记载：
“诸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老男、驾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吉。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
可见，均田制所规定的均田，是一种基于一定基准的均田法，虽然囿于现实情况，无法做到全然均等，却已经是一种极为可贵的田亩分配规则。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对于均田制有着极为精彩的评价：
“此田制用意并不在求田亩之绝对均给，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贫者亦有一最低之水准”。
事实也的确如此，均田制将荒芜田地授予农民，并以此为据收取税赋。由于“均田制”推行过程中所刻意维持的“均田”宗旨，因此，授田农户是按照丁口缴纳“租税（粮食）”。而除了租税以外，“庸”为民户需承担的劳役，在唐代为每年二十日，“调”则是“户调”，根据所处地区不同，民户上缴当地特产。
这种税制，虽然看似以土地为依据要求民户提供劳役和税赋，但是由于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其纳税和服役的主体单位为丁口，因此，这一制度仍然未能脱离“人头税”的范畴。而这种按丁计税方式的局限性，也成为唐中期租庸调解体的动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