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知
人知 (第2/3页)
，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精神世界的自由，又是一个矛盾的两面，大部分人一生都在这个矛盾中追求平衡，即所谓“中庸”。
曹操也不例外，他在自己的时代就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褒奖和猜疑，然而他的一生功也赫赫、罪也昭昭，丝毫不受“中庸”的限制，所以他绝不是我们主流文化里推崇的“圣人”，即做人的标杆。
这就导致在历史的角度评价曹操，我们只好选择俯视的视角。
正所谓“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假如曹操生活在今天，也许一辈子都是一个“纨绔子弟”，最多就是个“国民老公”乃至“国民爸爸”。但是，当他在乱世中选择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之后，他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扛起整个国家命运的人。在这样宏大的历史使命之下，曹操的功与过，必须接受客观的评价。
曹操的功，自然是统一北方、平定乱世，这个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甚至是抬高过分了，今天这篇文章我们主要谈谈他的过。
提到曹操的功绩，“唯才是举”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然而这真的是他的功绩吗？
曹操在创业初期，的确任用了很多出身不同、个
我们知道，曹操早年起兵的人才，除了以宗族武将为核心的梁沛地方势力之外，许多都来自以汝颍文化世家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而其中的代表人物荀彧，更是以举贤闻名。大部分经他举荐的人才都德才兼备，但也不是没有“唯才是举”的例子，譬如曹操最钟爱的郭嘉。
那么，“取士必廉”的现象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又是谁持这样的观点呢？
答案是崔琰和毛玠。在《求贤令》颁布的前一年，丞相掾属和洽曾经上书，认为主管举贤的毛玠、崔琰为人忠清俭素，但把这一点作为人才的唯一标准，会形成盲目效仿的虚伪风气，偏激且不通情理。而在崔琰和毛玠的传记里，对二人刚直方正的记载赫然在目，尤其是毛玠，他的朴素作风在当时的确影响广泛。
操对崔琰纯是利用
曹操对此的态度表面也是“支持”的，可是七年后，当曹操以魏王的身份接受天子仪仗后不久，崔琰和毛玠都莫名其妙的被冤枉致死。所有这些，难道仅仅是巧合？又或者仅仅是曹操年老多疑，因为一时的猜忌而杀人么？
事实上，如果把《求贤令》放到曹操代汉的大背景中去看，这些疑问就不难理解了。
根据《三国志集解》中卢弼的说法，我们明显能看到，曹操从208年已经开启了从“汉相”到“汉贼”的步伐，直到218年、219年因为受到刘备、关羽北伐的阻挠，这才宣告了代汉称帝的计划失败。曹操本人也不得不假意以周文王自比，把代汉的任务留给曹丕，然后与世长辞。
那么，曹操既然要建立新的王朝，自然要和那些维护汉室的力量作斗争，而这股力量恰恰来自以汝颍文化世家为核心的汉末士大夫。荀彧、荀悦、毛玠、崔琰、孔融等等虽然拥汉原因不同，但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守护汉室的中坚力量。
荀彧与曹操最终反目
而他们的武器，正是以儒家经学为主导的意识形态舆论，其对人才的考核标准，最强调德行修养。当时常见的入士途径“举孝廉”，指的就是品行孝顺而又清廉，足可为证。在这样的环境下，毛玠和崔琰对人才渠道的控制，就成了曹操代汉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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